记得有人把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（中国社科院前身）的学术风气概括为“一本书主义”。
那时人们写书很慢。不只是因为没电脑，而是一种风尚。郭沫若兼任学部主任，潘梓年、孙冶方、范文澜、张友渔、侯外庐、何其芳、冯至、吕叔湘、夏鼐、任继愈……每人各领一方，治学却像不约而同：他们都反对研究工作中的急功近利，而主张坐得住冷板凳，耐得住清寂，经过多年潜心研究，最终拿出一本书来，即后来有人概括的“一本书主义”。
写一本书绝非易事。不是看几本书就能写一本书，而是读书破万卷，悟出真谛，告诸世人。是食尽桑万担，吐得丝一缕那样的书。毛泽东同志说，他的诗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。千里马背，就是他化桑为丝的过程。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卞之琳先生带研究生，前两年根本就不准学生写东西，而是要老老实实大量读书，而且记笔记。苦读，悟出精神而记之，也是化桑为丝。所以，书，不是趴在书桌上写出来的，而是成书于博览（观察）与领悟的漫长岁月中，成书于无数的夜不成眠的辗转反侧中。在书桌上写出来的书，不过是个记录过程。
所谓“一本书主义”，当然不是限写第二本，而是强调一种宁缺勿滥的治学态度。所以，历代名师的著作，贡献都不在量，而是在文约义丰的义。南朝文论家刘勰一本《文心雕龙》，西汉史圣司马迁一本《史记》，军事家孙武一本《孙子兵法》，“万世师表”孔圣人一本《论语》，亚圣孟柯一本《孟子》，庄子庄周一本《庄子》，老子老聃一本《老子》等，其著作的生命力历代不衰。所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，重要的不是科研成果的数量，而是质量。
目前，一种时弊恰是重数量，轻质量，或者说顾不上质量。“啊，某某出书了！”“哎呀，某某都不只一本书了！”什么书？写得怎样的书？惊羡之余连书名都顾不上问。平时闲聊，无需强拘，但评职称若论本数、论篇数，则恐成为科学的悲剧。
